日产前CEO：如果不逃 我可能会死在日本

　　逃亡大戏高潮迭起。

　　当地时间1月8日下午3点，卡洛斯·戈恩在贝鲁特的记者俱乐部举行了发布会，这是他逃亡成功后的首次公开露面。镜头前，戈恩语调亢奋，神采奕奕，在经历了近一年的“噩梦”般的生活和堪称好莱坞电影般的逃亡后，这位前汽车帝国霸主的斗志显然没有被磨灭。

　　场内座无虚席，但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进入现场的仅有日本东京电视台等一两家日本媒体，戈恩对此的解释耐人寻味：我对日本媒体没有任何意见，有很多媒体都被拒之门外……但是我们请到了世界各地的媒体，他们会比较尊重事实。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遭遇是日方为了阻止自己推动雷诺-日产-三菱这一汽车联盟合并而发起的“政变”，并宣称自己将会透露涉及陷害自己的日本政府高层人士。

　　但在发布会上，戈恩却表示：“我承诺过给你们日本内阁的名字，我会做到的，我会给你们的我能做到。但是我爱黎巴嫩，我尊重黎巴嫩，不想做任何会伤害这里的人民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发布会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那么戈恩到底说了什么？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司法及检察官，“日本司法做有罪推定，法国司法则是做无罪推定”；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个人独白中，戈恩着重控诉了检方对他的虐待和污蔑；对于日本高层，他则讳莫如深：“我个人并不认为日本政府高层参与我的阴谋，我要去避免日本和黎巴嫩产生摩擦。”

　　此外，戈恩还提及了竞争对手丰田——“丰田的领导者表现得很有趣，这一切谁将最终获利呢？”

　　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对戈恩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但由于日本和黎巴嫩之间并无罪犯引渡条约，加之黎巴嫩官方与戈恩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现引渡的可能性仍然较小。

　　事后，日方对戈恩在发布会上的诸多控诉嗤之以鼻。东京检察官发表声明称，否认戈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许多指控，并表示“调查是根据日本法律进行的”，他们有合理的理由限制戈恩与妻子的交流。检方指出，戈恩在发布会上的发言未能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他被逮捕和拘留只能怪他自己。

　　到底是谁在说谎？

　　1、“我可能会死在日本”

　　戈恩被捕的经历与此前阿尔斯通高管回忆录当中颇有些类似，“我被告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在飞机上被捕的，但实际上我是在机场被捕的。”戈恩在发布会上激情讲述道。按照国际法，国际航班上仍属于该国领土，但到机场后，就属于日本领土了。戈恩在过海关时被告知护照有问题，随后被带到一个小房间中，在那里，他看到了日本的检察官。他被通知，自己被捕了。

　　随后戈恩开始了被他称为“噩梦”的日子。“当我看到检察官的脸时，它就开始了，当我看到我妻子的脸时，它就结束了。”

　　“日本检察官逮捕我时，说是因为虚假收入，当时我很震惊，日本警察又告诉我，是因为你还没有收到的虚假收入，我当时被这个理由弄懵了。”

　　在狱中的130天，戈恩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每天只允许30分钟的牢房外活动时间，每周只允许沐浴两次；药物的使用被限制；每日的审讯时长长达八小时；最后，狱中的官员几乎没有会说英语和法语的，戈恩在狱中的交流完全被限制。

　　此外，被保释后，对他的严密监视并没有放松。被保释期间，戈恩不能接触任何人，也不能够对公众说话。根据他的独白，戈恩以及他的律师曾7次向当值法官请求，法国总理马克龙也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请求是否能让戈恩见一见他的妻子，但均被拒绝。

　　“400多天来，我和我的家庭朋友和社会圈完全断开，18年11月以来我首次获得自由。一年前，我在日本长期被单居关押。”

　　被保释后的戈恩被禁止离开居住地区，禁止接受采访。当有记者问为什么不可以采访戈恩时，检察官表示，戈恩还有许多罪名要被起诉，目前不能发表任何言论。

　　“我们向他请求了7次，取消对禁令，让我见我的妻子，我的妈妈，我的孩子，我的朋友们，都被无视了。他们希望制止我的日常生活，让我崩溃。”

　　日本检方的这一努力的确达到了让戈恩“崩溃”的效果。“无法见到妻子的这一事实，让我下跪了，1966年出生于贝鲁特，长时间生活在纽约并拥有美国国籍。她是戈恩的第二任妻子，2016年10月，两人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而戈恩被捕后，还引发了当局对彼时婚礼筹集资金的调查。

　　卡罗尔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政治学文凭，同时也是一名商业女强人。2009年，她创立了卡夫丹(一种中东的束腰长袖长袍)的奢侈品品牌“Calm”，她还参与过文化和慈善项目，例如美国黎巴嫩侨民组成的SEAL协会。

　　2019年3月初，戈恩首次获得保释时，卡罗尔便一直陪伴丈夫身边；4月4日，戈恩再次被捕，并于2019年4月下旬第二次获得保释。根据保释条件，戈恩未被允许不能与妻子见面，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妻子。

　　他们在2019年11月才通过视频通过一次话，时长1小时。但他们不允许谈论未经日本法官授权的话题，而且会谈后还必须将通话内容传达给日本法官和检察官。

　　在此期间，由于黎巴嫩护照被剥夺，卡罗尔凭借美国护照从东京偷偷离开，由法国驻日本大使护送到飞机上。此后，卡罗尔四处奔走，先后寻求美国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甚至马克龙和特朗普的帮助——去年6月份，卡罗尔请求特朗普在6月28至29日举行的G20峰会期间向日本首相安倍提及戈恩的案子；去年10月份，她又谴责法国政府对戈恩事件的沉默。

　　在外界猜测中，卡罗尔在戈恩逃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2020年1月2日晚，戈恩在发给法新社的一篇很短的通告中否认家人卷入其中，称这是他一个人策划的逃跑行动，与家人无关。

　　“媒体指控我妻子卡罗尔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我离开日本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实的。是我安排了我的逃跑计划，我的家人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戈恩解释道。

　　1月7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以涉嫌作伪证为由，发布了对卡罗尔的逮捕令，预计未来将通过警察厅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

　　特搜部表示，卡罗尔在戈恩被捕后，曾按其指示与向其黎巴嫩投资公司汇款的人会面并进行多次邮件往来，但她在去年4月搜查阶段证人问询中却表示毫不知情，涉嫌作伪证。

　　6、背后力量

　　从逃亡目的地的选择上看，黎巴嫩在戈恩事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按照戈恩在发布会上的说法，是因为“就近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戈恩本身在黎巴嫩就具有强大的政府背景。

　　早在2017年，黎巴嫩便发行了印有戈恩头像的邮票，现任内阁成员和商界相关人士出席庆祝会；当地的记者表示，“对于被称为商界帝王的戈恩，希望会面的政治家总是排成排”。甚至有观点预测称戈恩今后将进入黎巴嫩政界。

　　此外，戈恩还在黎巴嫩投资了多家企业，其中包括与强有力家族企业联合创建的酒庄和政权高官属于大股东的企业。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戈恩在抵达黎巴嫩后便迅速会见了总统，但这一说法得到了黎巴嫩官方的极力否认。“作为政府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该国国防部长萨博(Elias Bou Saab)表示，但《卫报》指出，在戈恩入境之际，有黎巴嫩政府相关人士提供了方便。

　　戈恩原本拥有法国、黎巴嫩、巴西三国护照，其中，出于“某些特殊理由”，法国政府又为其另外发放了一本护照。按照此前的保释条件，四本护照应全部交由他的律师团保管，但由于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戈恩作为在日本滞留的外国人有义务携带护照，因此他可以拥有最后一本法国护照。

　　律师团成员之一、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透露，戈恩的这本法国护照装在一个带锁的透明塑料盒中，由他自己本人随身携带，钥匙则由律师团保管，但盒子并不牢固，也许用锤子等工具就能打开。

　　黎巴嫩外交部一名官员证实，戈恩正是通过这本法国护照入境。

　　此外，戈恩所乘的私人飞机来自于土耳其一家私营航空公司MNG。今年1月3日，该公司承认有两架飞机被用于此次戈恩的逃亡，由于一名公司雇员被买通并伪造记录，因此戈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与航班有关的文件上。该公司称，戈恩从大阪飞往伊斯坦布尔，然后换另一架飞机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目前，土耳其警方已逮捕7人，包括4名飞行员，后经审问，又拘留了5名相关人员。

　　MNG公司的经理柯塞曼称，来自贝鲁特的一名熟人威胁他，如果他拒绝在一件“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事情上帮忙，他的家人将受到伤害——“我很害怕，我在机场把一个人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不知道他是谁。”

　　与戈恩同行的还有两名美国保镖。其中一位叫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另一位叫做乔治·安东尼·扎耶克(George Antoine Zayek)，前者曾是“绿色贝雷帽(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但与黎巴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2年，在黎巴嫩当选总统遇刺和以色列入侵之后，泰勒第一次来到贝鲁特。在那里，泰勒学会了阿拉伯语，和中东各地建立了联系。根据犹他州联邦法院的一份判决备忘录，泰勒曾帮助训练黎巴嫩作战部队，并“与黎巴嫩基督教社区建立了长久关系”。

　　在未来引渡可能性上，黎巴嫩政府临时司法部长塞尔汗在1月6日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如日方提出请求，准备给予合作”，但也显露出很难把戈恩引渡到日本的观点。

　　这也意味着，暂时安全的戈恩将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为了挽回司法尊严，来自日本的指控也会更加严峻。

　　目前，这场发布会只能看做是戈恩反击的开始，围绕汽车联盟之争背后的日法博弈、黎巴嫩的搅局以及未来更多线索的浮现，可以预见，这场战役将会更加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