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面长期向好 幻想人民币大幅贬值不现实
2月26日的上海格外引人注目。20国集团(G20)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黄浦江畔,共同讨论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风险防控、利率汇率等问题。正如外界预计的那样,人民币汇率再次吸引了无数的聚光灯。有趣的是,一些认为“人民币币值被明显高估”的金融机构和分析师呼吁,G20应该协商促使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到足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对此,多位专家指出,尽管如今人民币短期波动大于以往,但人民币并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指望推动人民币贬值以刺激经济亦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因此所谓“协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内外形势今非昔比
“议程上并没有这一话题。”面对让人民币贬值的提议,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早在G20会议开始前便给出了明确的回复。
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记者会上亦表示,目前多个国家采用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但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这种方式。周小川说,中国去年净出口数量还非常大,货物贸易的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所以中国不会参与用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事实上,和1985年美、德、英、法、日5国就允许美元贬值达成“广场协议”的时候相比,如今各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国际格局亦大有不同。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各国经济彼此交织、相互影响,一枝独秀有可能出现,但是不会持久。同时,如今G20成员性质更多元、更平等,其中不乏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有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因此要想让G20达成共同干预汇率这样的共识,难度远高于30年前关系密切的“G5”会议。
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05年以来人民币积累了不少升幅,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较快,如今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回调压力,这在当前部分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显得较为明显。但如果据此认为人民币需要大幅贬值或必将大幅贬值,则显然不够严谨。
“一方面,‘存在高估’不能简单等同于‘严重高估’;另一方面,在讨论是否有必要人为地诱导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时,还需要全方位地权衡利弊。”徐明棋分析。
转型踏好“中国节奏”
针对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影响,专家表示,尽管在传统理论看来,本币贬值可以在短期内刺激出口,但在世界经济整体疲软的大环境下,外需本身就不足,货币贬值对于外需的拉动效果也将画上一个问号。
“其实,人为促使人民币贬值对我们反而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现在不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使用外币借款的项目越来越多,人民币贬值将会恶化其资产负债表;再比如,人民币贬值还可能导致资本外流,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刻意追求人民币贬值也会引起一些贸易伙伴的反弹,不利于整体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徐明棋说。
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再从重大领域工程包到新型城镇化……事实上,面对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下行压力,中国有着一套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可行性佳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货币贬值刺激出口”这一简单的传统模式上。
对于“中国节奏”下的转型成果,《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刊文给予了积极评价。文章列举了阿里巴巴、腾讯、大疆创新等民营企业的成功案例,并援引国际研究组织“全球创业观察”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的成年人中有13%-24%的人要么是在准备创业,要么是创业42个月以内的早期企业家,创业情况可以说非常活跃。
长期坚挺基础牢固
既然中国不主动打货币战,那么人民币又会否被动地大幅贬值呢?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6.4%,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6%,2015年技术改造投资达9.5万亿元,56家中国的制造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跳动的新生脉搏。
学者普遍认为,人民币的坚挺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外界信心,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存在转型阵痛,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些都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底气之源”。
央行相关负责人在谈及未来货币政策时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与此同时,该负责人还指出,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较高,而通胀则较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仍很强,因此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向亦将反映经济基本面。
“目前央行的调控是有效、得当的。未来,还应继续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适当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向大众普及以一篮子货币作为参考指标,理性看待人民币短期波动;二是在开放资本账户的同时加强监控,有效监管投机行为;三是继续发挥金融在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方面的作用。”徐明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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