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货币有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它们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值、时间价值和对外价值和美元:
第一,人民币和美元各自的NEER与REER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收敛,其中人民币在1994年汇率并轨后开始收敛,美元相对较晚;
第二,人民币与美元的有效汇率指数也呈现收敛状态,观察图形可见,更多的是人民币向美元收敛。虽然这与基期,2018年该比例为0.55%,为加入WTO之后的最低水平。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发酵,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将加速转变为顺差与逆差的交替。当然,这也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值得强调的是,这恰恰表明国际收支从失衡到均衡的回归,国际收支的均值回复也反映出汇率更加合理。同时,对外均衡也是内部均衡的镜像。
回顾人民币汇率70年的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价值规律始终是有效的,违背价值规律的改革措施始终是难以为继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贸易的开展,但偏离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刺激了套利交易的兴盛,导致大量资金的跨境流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调节内外平衡,也在于缓解全球失衡,还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转型势在必行。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的年报统计,在192个成员国中,只有31个国家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4个(索马里、俄罗斯、墨西哥和智利),如此看来,浮动汇率制好像并非“主流”,但在这31个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中,27个是发达国家,而且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国家。在IMF统计的7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选定的5个SDR篮子货币发行国也都选择了浮动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的改革方向)。值得强调的是,浮动汇率制不应被视为一种信仰,它不等于放任自由。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汇率制度,也没有适合一个国家所有时期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改革是汇率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变的过程,内生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当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体到开放经济体,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与资本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汇率浮动的必要性就会越来越高。作为1994年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经过过去20多年的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加合理,整体水平更加均衡,调节外汇供求和内外失衡的功能也不断增强。
但是,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并非单兵突进,而是与其他改革措施协同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下一站,将更多的体现为汇率之外的改革。
注:本文计算的人民币贬值幅度与美元升值幅度等价,实际上是一种估算,精确算法应该将汇率表示为间接标价法而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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