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释放的全球化信号

　　今年G7各国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状况绝佳地反映了该论坛的主题：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全球化4.0对整个世界的挑战。

　　从1945年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大致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开端，而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制造了一大批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两者均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和极不平衡的财富分配。

　　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引发的社会分裂，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特雷莎·梅和法国的马克龙均无法参加此次达沃斯论坛。特朗普是为了在美墨边境修墙而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对峙，梅是为了获得能争取到多数的备选脱欧方案而不懈努力，马克龙则是因为国内怨气冲天的黄马甲而自顾不暇。

　　事实上，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未来可能变得更棘手。这是因为当前困扰美英的主要还只是全球化3.0的冲击——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制造业的全球转移而陷入困境，而它们本身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应对这一局面的国家。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的科技巨头比旧的制造业巨头雇佣的人要更少，对劳动力的要求会更高，其新增财富的分配将更不均衡。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3.0中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至少还有能力编织起覆盖大部分社会的“社会安全网”；但全球化4.0将要冲击的更可能是“胜利者”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甚至不具备自保能力。

　　虽然会带来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但是全球化本身却是难以改变的趋势，因为其从根本上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的获利。

　　在全球化4.0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走在潮流的前头，其坚决反对数据的本地化存储，主张数据和信息的跨国流动。

　　因此，更准确地说，特朗普反对的不是全球化，而是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全球化的全球主义，他追求的是更加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这对美国的资本最为有利。

　　换言之，当前各国面临的首要威胁绝非“反全球化”，而是即使社会分裂，全球化的脚步也不会停息，甚至还会走得很快，从3.0进一步升级到4.0。

　　面对这一未来图景，又该如何应对呢？从逻辑上看无外乎三种做法：第一是强化“福利国家”的老路子，加倍补偿财富分化中的“失败者”；第二是鼓励资本和市场力量的扩张，以邻为壑，试图通过国家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来间接补偿社会；第三则是依据数字经济的特征重新设计国内和国际的治理体系，重新确立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不过无论如何，这三条路都不会轻松，未来各国社会的内部分化和冲突都可能趋于激化，现在凸显于发达国家的“症状”可能将蔓延到现在的“胜利者”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应该做的绝非矜功自伐，而是要未雨绸缪，为全球化4.0的持续深化做好准备。

（文章来源：城市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