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事

　　2007年，伦敦舰队街。中国留学生夏淼穿着从ThomasPink买来的打折衬衫，忐忑地跨进高盛的办公楼。和其他实习生一样，夏淼被安排坐在自己直线汇报的老板旁。

　　夏淼的老板是高盛伦敦衍生品部一名30出头的VP(副总裁)，他负责面向机构的指数产品销售。

　　夏淼当时在英国读研究生，学习商业管理。跟她一起来到高盛实习的，有不少牛津、剑桥的高材生。他们有的学历史，有的学英国文学，还有的学希腊语——许多投行喜欢招收专业跟金融风马牛不相及的好苗子，亲自栽培。

　　夏淼坐下后不久，老板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根据老板接电话的语气，夏淼判断对方应该是他的女朋友。

　　“实习生长什么样？好看吗？”女人略带醋意地问。咫尺之遥的夏淼听得清清楚楚。

　　老板迅速给夏淼使了一个眼色，一边若无其事地回道：“哎，长得又矮、又胖、又丑。”

　　女人在电话那边哈哈笑起来，老板又给夏淼做了一个鬼脸。

　　夏淼尴尬地笑了笑，继续埋头干活。

　　急流勇退

　　今年9月一个周末的午后，香港铜锣湾。夏淼跟我聊起初出茅庐时高盛老板的那通电话时，依然忍俊不禁。

　　“我就是中国廉价劳工，只要有碗饭就可以了，你懂的。”她笑着说。

　　夏淼目前任职于香港一家外资投行，她是一名衍生品设计师(Structurer)，级别是“AVP”，跟8年前说她“又矮、又胖、又丑”的老板已经并肩齐驱。

　　“AVP听上去有点大，其实就是投行中下层干活的人。”她解释说。

　　回忆起2007年，自己先后在伦敦高盛、巴克莱实习的日子，夏淼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投行“不要命”的工作文化。

　　“许多交易员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连着转24小时，休假的时候去做极限运动，然后断只手断只脚就回来上班了。”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夏淼在投行目睹了许多同事被裁，垂头丧气离去的场面。然而在伦敦巴克莱，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急流勇退、主动请辞的交易员。

　　那位英国交易员30多岁，一直表现都很出色。有一天，他突然告诉大家自己要离职，说想多些时间陪孩子。离开巴克莱后，他去孩子读书的小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让夏淼震撼的，是这个交易员面对职业转换的巨大落差，表现出的从容和淡定。



　　她后来观察到，即使是在竞争割喉的大投行，许多西方人还是保持了自己传统的家庭观念，很多人桌子上摆满了老婆、孩子的照片。

　　这位交易员的离职，在夏淼心里种下这样一个信念：“投行就是打份工，家人、健康，这都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她说。

　　迟到是种病

　　夏淼结束伦敦的实习后，来到香港的金融业工作。今年是她在香港的第8年。

　　夏淼并不迷恋名牌，着装上自成一格，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裙子，戴夸张、几何形状的耳环，没事就去听音乐会。

　　她最近一次单飞旅行去了日本白川乡。虽然那里离名古屋近，但香港飞名古屋相对较贵，为了省钱，夏淼选择从香港先飞到东京，再搭乘长途巴士到白川乡。

　　夏淼不太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可能有些女同事觉得我穿得不好看，但我也不觉得她们穿得多好看”，她说。

　　然而有一种批评夏淼却不得不接受——朋友们抱怨她“总是迟到”，甚至“无端消失”。

　　“我有次约了她，到点她就不见了。过了7个小时之后，她才给我打电话。”夏淼的朋友Coco告诉我。

　　“她每次都迟到，这样多弄几次，大家都不愿意找她玩了。”另外一位朋友告诉我。

　　相比这几位朋友，我算非常幸运。因为夏淼跟我喝咖啡，只迟到了30分钟——我到了约好的地点，打电话催她的时候，她还在健身房健身。

　　“这的确是我的性格弱点，我其实一直有巨大的内疚。”夏淼说。

　　我问她上班会不会迟到。

　　“上班我不敢，但是如果不是那种会影响饭碗的情况，我就会忍不住。”她坦白道。

　　实际上，夏淼上班兢兢业业，工作时间从每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七八点。我第一次见她时，是一群朋友饭后一起喝酒。那天她一直到晚上10点过才下班。

　　公平的游戏

　　工作给夏淼最大乐趣并不是金钱回报，而是脑力上的挑战。她每天要吸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信息，跟做定价模型的量化分析师(Quant)团队讨论，设计出跨资产品种的结构性产品(structure porduct)。

　　投行通常会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各种“结构性产品”。比如，夏淼会设计一个跟人民币汇率和某支股票同时挂钩的合约。投行会把这个合约卖给认为人民币会坚挺、并愿意持有那支股票的客户。

　　从表面看，客户像是从投行“打折”买到了他喜欢的股票。然而事实上，客户是卖给了投行一个看跌人民币的期权。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承担了人民币下跌的风险。一旦人民币贬值，跌破某个价位，客户就会亏钱。跌得越凶，亏得越多。

　　“这就好像一个赌博，”夏淼说，“投行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让你占便宜？”

　　结构化产品有的通过商业银行销售给个人，有些则卖给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一般来说，卖给机构的产品在设计上会复杂一些。

　　由于涉及到风险，银行在卖这种衍生品组合给个人客户时，“产品描述”通常只有两页，但“风险提示”动不动就有10多页——虽然一般没人会仔细读。

　　2011年由杜琪峰导演的电影《夺命金》里面，由香港女星何韵诗扮演的一名银行女职员就为了追求业绩，成功地卖了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妈。

　　经过2007-2008年金融危机，香港社会至今都对金融衍生品心有余悸。

　　一位香港汇丰银行的理财经理告诉我，有过惨痛经历，许多香港人现在把累计期权(accumulator) "亲切”地称为“kill you later”(待会儿再要你的命)。

　　夏淼说现在跟金融危机前相比，相关的监管更严格，“很多东西都不让做”。但许多客户都是“短期记忆”，好了伤疤忘了痛。

　　“衍生品买卖其实是一个公平的游戏，给有观点的人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工具。”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告诉我，“如果你只是为了做简单的投资，就不应该参加。”

　　膨胀的欲望

　　衍生品设计师需要跟交易员、销售、量化分析师、法务等投行里的多个团队同时打交道。

　　天天跟交易员并肩作战，夏淼说她观察到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职业。“他们压力很大，被短期利益驱动，赚钱亏钱大家都看着。”夏淼说。

　　在高压的工作环境里，每个人的缺点都被无限放大，夏淼说这使得她不太可能在同事里找到对象。

　　“看这个是马屁精，看那个太贪婪，那个又太短视。”她笑着说。

　　转眼间，离夏淼在伦敦巴克莱遇到辞职去当小学老师的交易员，已经过去8年了。

　　在香港，夏淼再没有遇到过激流勇退的理想主义者。她见到很多高层，已经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无忧，每年不用上班也有可观的资本收益，但这似乎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欲望。

　　“他们经常打电话就是讨论今年香港的法拉利、保时捷出了什么新款，要不要去买一辆。”夏淼说，“这样的话，钱当然不够花。”

　　夏淼说现在自己的生活不算富裕，只是说通过专业技能谋生，过得比普通人稍微舒服一点。

　　“能自己租房子住，不用去住劏(音同tang，一声)房。”她笑着说。劏房是类似于胶囊公寓的鸟笼屋。

　　香港中文大学6月调查显示，香港劏房用户人均居住面积为48平方尺(合4.46平方米)。香港人必须连续17年不吃不喝，方能置业。

　　夏淼说爸妈希望她回老家，和他们一起住，最好当个老师，过安稳的日子。但和许多在外漂太久的年轻人一样，夏淼感觉家乡已经回不去了。

　　内地金融衍生品市场依然比较落后，夏淼的专业技能并无用武之地。而她也已经习惯了香港的生活和文化。

　　“回去能做什么？教英语吗？”她说。

　　Quant是什么？

　　Quant，量化分析师，又称“矿工”，是英文

　　Quantitative Analyst的缩写。在投行里，大部分Quant负责建模、结构性产品定价以及宏观模型。还有一些Quant做市场微观结构、高频交易和统计套利。Quant们大多具有强大的数学和工科背景。夏淼说，他们Quant团队的头头拥有两个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