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法币之殇

说到民国法币的诞生，不能不提到美国1934年出台的《白银收购法案》。

当时的中国，依然采用传统的金属货币，也正是这种古老的货币形式，使当日的中国逃过了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所有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大恐慌。

本来，此时的中国，北伐已经成功，新生活运动正逐渐展开，经济已有起飞迹象。而西方，经济也已复苏。而在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国际银价立刻飙升3到4倍，这对于直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来说，等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直升。其带来的效果就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感觉中国商品价格畸高，而中国民众则顿觉洋货廉价。而此时，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只剩下白银这一项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银根紧缩，货币奇缺，企业无法周转，物价下跌，经济陷入恐慌。此情此景之下，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于1935年11月3日下令颁行纸币，这就是“法币”。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法币采取与外汇的固定汇率制，最先绑定的是英镑，后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法币改为与美元挂钩，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中国政府将12000万美元存入了美国纽约的银行之中。币制改革之后，货币紧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商品的价格也逐步回升，出口也渐渐增加，经济开始恢复。

在当时来说，这一改革的优劣并不容易判断，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在当时的制度之下，暂缓放弃银本位也许更加稳妥。因为，短短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马上就被庞大的军费拖进了赤字财政的泥潭，几年前的经济增长烟销云散。虽然当时有人提出以此契机改革军制，解决军队”吃空饷”的通例以及腐败的盛行，以压缩军费减轻负担，但却无力执行。国民政府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通过银行垫付，其实也就是增加法币的发行量。

从名义上，当时法币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发行，而银行则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银行依然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管，这与元帝国时期由户部领导管理交钞发行机构异曲同工。到1942年7月1日，法币的发行权全部统归中央银行，虽然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都属平级单位，但依然要服从财政部的监管。如此，政府权力之手很方便地直接对货币的发行上下其手了。

在抗战的初期，政府对恶性通胀尚有戒心，在孔祥熙的主导下，试图通过出售公债、税收征实及消费品专卖来抑制，甚至还出台了“节制消费”的办法。但在制度性的缺陷以及权力的溃败之下，所有手段都已失效，不仅如此，这些手段甚至还刺激了通胀规模。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胀已经失控，国民政府虽然曾通过出售黄金，回收了800亿元法币，但杯水车薪，还拉高了黄金价格，加速了通胀。整个抗战期间，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约396倍。

抗战胜利之后，本来正是战后重建，并以此带动经济恢复的时机。而此时，国民政府却昏招迭出。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大量法币游资蜂拥而至上海抢购，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无数接收大员呼风唤雨聚敛财富。这一政策直接沦为明目张胆地掠夺。沦陷区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经过这番折腾，元气大伤，民心渐失。

       在之后的1946年3月，国民政府将法币与美元的汇价强制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被高估60%以上。由此造成进口暴增出口暴减，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待官方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突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

到了此时，虽然又通过出售黄金试图缓解通胀，但效果却相反。从1946年3月开始，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以市价大量配售，到1947年2月，共出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金的六成，回收法币9989亿，但同期法币的发行量却增加了32483亿元。黄金销售导致金价暴涨，巨量游资都流向黄金，使人们更加不相信法币，整个市场大乱。

更要命的是，抗战刚刚结束，内战旋踵而至，刚开始的战后重建成为泡影。当日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是以农业为主，也不像当年日本那样军火工业占到国民经济的70%。而此时国民政府的对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已经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东北的物资、军队与军工企业，东三省的重工业已完全被中共控制，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战端一启，国民政府马上陷入困境，只能再次通过印发货币来负担崩溃的财政。

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崩溃。从抗战开始至法币崩溃，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同一时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

公允的说，国民政府当初是充分意识到通胀的危害的，并且在抗战初期也一直坚持以募集和出售公债来解决危机。孔祥熙在1938年就曾公开表示：“战时财政立场，与平时截然不同……筹款之法，不外加税或举办新税；加发纸币；募集内外债三端。以加税而论，因沿海各口岸为敌人封锁，战区扩大……遑论再行加重负担；以加发纸币而言，适足以启膨胀通货之弊，紊乱金融，莫过于此；是以应付此浩大之战时支出，其所能以为挹注而免负担失平者，厥为募债一端。”但是以当日中国的经济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抗战这样规模的现代战争，加之募集失败，也只能通过增发货币以解决燃眉之急了。

法币成纸让国民政府陷入了恐慌之中，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与古代那些帝国一样，只能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来解困。于是，金圆券问世了。

金圆券在问世之初就规定与黄金直接挂钩，一元等于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并且同时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及外汇，限期收兑，逾期一律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之后的故事，就是蒋经国在上海上演的“打老虎”戏码。小蒋挟尚方宝剑坐镇上海，勒令各资本家一一申报财产，上交金银外汇。这让一些企业主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许是终于意识到商业供给对通胀的作用。在1948年9月9日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同时小蒋还在上海规定，即使商店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

小蒋的雷霆铁腕为其换得了“打虎英雄”的称号，也出现了四十多天短暂的“奇迹”。但是不久以后，因对美国援助贷款的虚幻等待，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因为国民政府并不知道，当时美国的政策重心已经转向西欧，要以牺牲民国以保西欧了。而此时的金圆券发行速度，却在幻想中不断地加快，通胀很快再次出现。

这种使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市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首先是黑市横行，然后是“扬子案”里小蒋在孔令侃面前吃瘪，小蒋顿时从打虎英雄变为拍苍蝇英雄，黯然离职。此时的币制改革已经失败，大势已去。

在今天，我们以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就会知道，决定通胀的，除了发行量的多少，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商品供给的多寡。可惜，以当日中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以及生产能力，这恐怕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叹当日民国，无法像今日一样启动房地产市场，将民众手里的钱一扫而光，从而解决通胀。

作者：止戈